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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生态与江苏诗歌现场  

2010-09-11 22:26: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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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生态与江苏诗歌现场

                        ——在江苏新世纪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2010年5月29日)

 

                                                      子 

 

    关于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现状,韩作荣在《新诗:被遮蔽的写作》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应当说,我们的新诗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甚至是脱胎换骨的巨变。在经历了20世纪与整个世界精神的血液循环之后,中国诗人已进入自主写作的状态,其中一些优秀之作,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作品相较,也并不逊色。”在这段话的前面,韩先生还说:“难怪有人明确指出,目前一些看似一般的诗人的作品,质量都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名篇,却没有了当时的影响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那么,到底是什么诱因,使得新世纪十年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时间刻度?或言之,新世纪十年诗歌是在一个什么生态环境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这是一个值得追寻的问题。

新世纪的诗歌生态,有三个方面的现象值得关注:

    一、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与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从根本上,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不断趋于功利、实用,且越来越向着物质化大幅度倾斜。饱受物质化的压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带有紧迫感,心浮气躁几成生活常态,无名焦虑环绕四周,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的阅读以及对诗美的追求,无疑是一种奢侈;再就是许多年来新诗美学教育的泛诗化的缺陷,导致一代代人已没有能力窥见诗美,而成为另一层意义上的扫盲对象,且诗歌文体写作的品质越是纯正,其接受难度越大。此二点注定了诗歌文体写作有着双重意义上的冷。

    诗歌文体写作的冷,直接导致诗人头上的光环失色,那些与名利相关的附加值被消解,甚至有了这样一种不乏夸张的说法:“在八十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在九十年代谁懂诗歌会被笑话。” 附加值的被消解,分流、重组了诗人队伍,使留下的更多是一些不怕被“笑话”的人群;再就是强调文学承载的习惯意识,也不对一冷再冷的诗歌抱更大的希望,热衷于去寻找更适合当下传播且能得到呼应的新的载体。这些,都意味着曾经的诗歌大国,已经没有诗歌的位置与话语权,直接导致诗歌人口的剧减。从另一个角度,“冷”对诗歌文体写作的影响,未必全是负面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有助于推进自主化写作,毕竟,过于关注附加值以及强调文学的承载,都对诗歌文体写作害大于弊。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热,是新世纪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在电视、报纸以及网络等媒体上,人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官方主办的诗歌节、诗歌朗诵会、以及征集与地方历史文化相关诗歌等活动的报道。这种热不是没来由的。首先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地方政府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文化与文明重建的重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并不掩饰他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直接动机,因而把“泛诗歌”活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谋略或应用于经济建设的手段;其次是“泛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既有便于朗诵、传播的文体特点,同时也契合现有教育体制下泛诗歌美学的教育背景,即泛诗歌的接受人群要远大于对纯粹诗歌的接受人群;再其次,“泛诗歌”毕竟是诗歌的外延拓展和边界延伸,而诗歌作为公认的高雅艺术,在我们的传统中常常标示着一种文化品格,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选择泛诗歌文化活动这种形式,已经暗含了官员的文化品质不俗以及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文化意识。

    泛诗歌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诗歌可以超出诗歌文体写作的冷而成为一个被媒体关注的话题,同时,由于这样的活动往往邀请一些诗歌界知名人士参与(一般这样的活动,都有诗人讲座或受众与诗人的直接对话这样一些内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介、普及新诗美学知识的作用,可以弥补课堂诗美教育之不足,尽管诗人的介入尚不足以改变其“泛诗歌”的主导倾向。值得警惕的倒是有些活动由于主办者对诗美的理解与诗歌相距甚远,以及参与者大都与诗歌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这时,就可能在一些推介、传播中,用越界的“诗”甚或是非诗的理念误导受众(尤其是中学生),产生负面的效果。

    不管怎么说,诗人在文本之外,受到一定的社会尊重并为媒体所关注,也未必不是好事。这不妨可以视作当下在文化生态方面,朝向B模式努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追寻。

    二、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拓宽与官刊、民刊审美趣味的趋同

    新世纪之初,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率先将月刊改成了半月刊,接下来改半月刊的是《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等省级诗刊,一时间,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媒体都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版面或缩短了出版周期。这就使原有官办的极其有限的诗歌出版资源得到拓宽。与此同时,《扬子江》诗刊、《上海诗人》、《诗江南》等一些新增出版资源也先后投向诗歌现场,成为新增的诗歌出版园地。这些都是官办的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物。

    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另一个景观,是官刊与民刊的诗美趣味渐渐趋同,民刊已成为事实上的纸媒介质诗歌出版物的补充。

    民刊肇始于使用新时期的文学复兴。民刊诞生的原动力,在于其诗美趣味以及美学追求方面与当时的官方媒体有较大不同,甚至有很大相悖,而一部分不能被官方媒体接受的“民间”诗人,采取了在当时尚不被认可的另类出版方式,自编自印书刊,通过赠阅在诗人之间传播。新世纪以来,这样一些并不进入图书市场、仅供赠阅交流的诗歌出版物,其出版传播过程中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小,出版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更由于官刊与民刊在诗歌美学趣味上已没有什么不同,许多最初从事“民间”写作的诗人,已经毫无障碍的在官刊上发表作品并受到应有关注,因而民刊相对于官刊,在诗美趣味方面,已从过去的对抗变成了一种补充。事实上,某些民刊由于受同人或圈子的局限,甚至没有官刊的开阔视野与包容度,一定程度显示出其狭隘性,过去那种所谓“好诗在民间”的说法不仅辞不达意,也不再契合诗歌现场当下的真实。

    新世纪以来,纸媒介质的诗歌出版资源通过整合、拓展,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且诗美趣味在纯正诗歌的前提下日益趋同,过去那种所谓官刊、民刊、国刊、省刊、地方刊物等种种区别,已经在诗美、好诗这样一种普遍价值的理念下被重新整合、区分,也就是说,在诗歌界,在诗人眼中,一本诗歌读物的好与差,与它的身份已没有多大关系,关键在于谁在办、办得好不好、诗歌界是不是认同?

    三、 网络传播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使诗歌的生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网络传播技术的便捷、即时、覆盖范围广等新介质的特点,以及其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布、传播、反馈方式,从创作、接受、批评等诸方面发生作用,给诗歌生态带来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

    首先是创作主体。由于过去那种在纸质媒体发表作品的唯一性被打破,受制于诗歌编辑美学趣味的门槛也被拆除,写作的自主性有所增强。同时,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对具体作品的认同与反馈,几乎可在作品发布的同时即得到实现,这就使作品形成的过程——创作、发表、反馈、修正、再创作——周期缩短,创作主体的创作激情被激活,创作经验的积累在阶段时间内更有效率地丰厚起来。负面的内容是审美趋同因之被放大,在被模仿的包围中,成熟诗人产生被模仿的焦虑并试图一次次突围;一些成长中的诗歌作者,容易对阅读认同产生期待,从渴望被认同到具体作品的美学追求有意无意中向被认同倾斜,而网络传播中的这种缺乏自觉的阅读认同期待,由于认同者的虚拟性(匿名)及其美学素养的差异性,无疑是有害的。

    其次是阅读接受。在线阅读是网络传播最显著的特征,在线阅读的便捷性与即时性,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纸媒的阅读途径与方式。在纸媒时代,如果手边没有诗歌读物,就无法读到具体诗歌作品,事实上,任何作品的最终完成都包含着读者的参与。网络阅读的即时便捷,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诗歌美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改变并提高诗歌读者的诗歌美学素养,从根本上改变始终滞后的课堂诗美教育,起到了不断扫除“诗盲”的效果,进而,扩大了阅读诗歌的人群。网络阅读的便捷,还使得诗歌的文本意义更加凸现,尤其是针对一些“著名”诗人,过去普通受众对他们的了解,往往得借助于媒体或批评界对其的关注,而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搜索引擎找到具体作品来读,其结果:一是能通过具体文本加深了对诗人、对优秀作品的理解,再就是具体文本也会让某些借助于媒体或批评造势的诗人掉下神坛,毕竟在文本面前,真伪已经变得很容易识别。当然,相对于文学鉴赏,网络阅读还只能起到索引的作用,大部分是属于浏览性质的阅读,不能取代纸媒介质的阅读、细读。过分依赖网络阅读,势必会导致误读、误解。

    最后是批评。网络传播手段对批评的最大帮助,是批评家在利用资料方面有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去蔽的作用。人的精力与时间总是有限的,批评家也不例外,因此所有从事批评的人都有一个视野受限的现实难题,在过去年代,不能进入批评家视野的具体作品,客观上存在批评家既不能大海捞针那样去搜寻作品从中挑选出优秀的让他有话可说的文本,也很难收集相关的资料。因此,借助媒体关注或业界人士关注等各种信息,做一些针对性的资料收集并加以评介和理论分析,是常有的现象。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做法。显而易见,在这一前提下,被遮蔽的诗歌文体写作一定不在少数。当下,网络传播在扩大视野、提供索引,以及搜集资料诸方面,为批评家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在精力和时间的利用方面,更加经济有效。另一方面,从批评视角来看,网络阅读传播所造成的遮蔽也是毋庸置疑的。海量的不加任何取舍的文本发布,以及网络传播一个致命的弊端——瞬时覆盖,使得一种新的更大的遮蔽成为很难克服的障碍。也就是说,过去的遮蔽存在于不能阅读到更多,而当下的遮蔽却是因为多得无法阅读。此外,还有趋同倾向与审美疲劳等方面的问题,在阻碍阅读并影响其效果。这也正是为何在公认的诗歌“当下已有长足的发展”的客观实际面前,批评家在梳理诗歌现场与诗歌现象时,每每还是从上个世纪的一些诗歌写作者那里寻找例证的一个理由罢。

    新世纪以来,江苏诗歌在整个诗歌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怎么来看待并梳理江苏诗歌现场?我个人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

    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成为创作主体,江苏诗歌已成为毫无争议的高地。

上个世纪,江苏曾经涌现一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诗人,比如沙白、忆明珠、赵恺、朱红、王辽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老诗人黄东成、孙友田、童嘉通等依旧在辛勤笔耕。

一大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尤其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已成为新世纪江苏诗歌的创作主体,如五十年代有丁可、王学芯、老铁、冯光辉、刘家魁、十品、李峰古、姜耕玉、雪丰谷、子川等,六十年代南京有韩东、叶辉、朱朱、马苓薯兄弟、黄梵、代薇、胡弦、马永波、张尔客、江雪、阿厚、古筝、屏子等,苏南有车前子、陶文瑜、陈东东、小海、长岛、庞培、黑陶、黄劲松、雨林、陈傻子等,苏北与苏中有大卫、孔灏、杨春生、姜桦、义海、沙克、黑马、月色江河、袁杰、庞余亮、庄晓明等,这名单还可以列出很多。这个年龄段的诗人,他们的知识构成、人生经历、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在遇冷的诗歌文体写作面前,始终保持一种淡定。《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说:“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说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 这种安静与淡定,使新世纪江苏诗歌的文本意义远大于那些热衷于诗之外躁动的媒体效应。由于大众媒体与专业媒体关注的角度不同,新世纪以来,尽管大众媒体对江苏诗歌现场关注得不多,而专业媒体却对江苏诗歌的文本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诗刊》的“诗人档案”、“每月诗星”、《星星》诗刊的“首席诗人”、“双子星座”、“文本内外”、《诗歌月刊》的“本期头条”、“天下好诗”《诗探索》的“诗坛峰会”、“名家新作”等,这样一些为诗界关注的重要栏目或专题,都刊有江苏诗人的诗歌文本及相关专论,各家出版社的年度选本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类型选本也都选有江苏诗人的诗歌文本。

    此外,更年轻的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梁雪波、北野、育邦、苏省、小小麦子、张羊羊、纯子、许军、许仲、丁成、陆华军等,也在诗界引起关注。

    新世纪江苏诗歌作为一块诗歌高地,其创作主体不仅人数众多,其文本价值也在诗界赢得充分关注。正如梁平在发言中所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江苏不仅是中国的小说大省,就在不久的将来,江苏完全有资格成为继北京、四川、甘肃、广州之后的又一个诗歌大省。”

二、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与互动,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的良好态势

    新世纪江苏诗歌第一次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始于2002年,由江苏文艺批评家协会与《扬子江》诗刊联合主办的“诗歌与批评——青年诗人座谈会”在紫金山青年旅馆召开,也是这一次会议,朱朱、叶辉等一大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优秀诗人第一次参加了由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诗歌活动。

    在汪政、张清华、张桃洲等批评家的鼎力相助下,《扬子江》诗刊(2002-2005)把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作为办好诗歌刊物的一个重要方略,开辟了“读诗会”(与首师大新诗研究中心联办)、“新诗第二课堂”(与《诗刊》下半月刊联办)、“对话”、“圆桌”、“评论”、“视角”、“双月短评”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栏目,郑敏、谢冕、吴思敬、王光明、叶橹、陈超、西川、陈仲义、汪政、张清华、张桃洲、周伦佑、朱子庆、敬文东、王珂等评论家参与并撰写理论批评文章,“视角”栏目中的“小说家谈诗”,得到苏童、叶兆言、毕飞宇、张炜、陈村、何立伟等小说家大力支持。这些,都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

    近年来这种双向互动不断延伸、拓展,由何言宏、黄帆、傅元峰、何平等人发起的“汉诗研究计划”、由陈东东、庞培、长岛、张维等人发起的“三月三”诗会,由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食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以及外省的《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报》理论版、《文学报》理论版等一些理论媒体的介入与关注,还有江苏文艺出版社对诗歌出版物出版的扶持,都放大了这种效应,使得江苏诗歌现场,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共生互动的良好态势。

    三、涌现了一些以新人为主体的地方诗歌群体,显现江苏诗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网络传播时代,诗美知识有了较好普及,诗歌作者的诗歌美学修养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些地方文联作协的组织带动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新人为主体的诗歌群体。

    以昆山为例:昆山是苏州下面一个县级市,目前坚持诗歌创作40余人,其中韩墨、中原马车、海勇、西兰、孙子兵、夏杰、澄清等18人在《诗刊》亮相,每年在省级以上诗歌媒体发表诗作300多首,《星星》诗刊、《文学报》、《黄河诗报》、《诗歌月刊》先后推出昆山诗群,美国诗歌杂志《伍斯特评论》,2010年译介了昆山7位诗人的16首诗歌作品,使昆山诗人的诗歌作品首次以群体形式走出国门,有多人在《诗刊》、《人民文学》主办的诗歌大赛中获奖。比较有意味的现象是:昆山市11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3名是诗人,昆山市24名省作家协会会员中,11名是诗人,昆山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都是诗人。不仅因为诗歌在昆山整个文学创作中占的份额比较大,昆山市政府以及苏州市政府制定的奖励文学创作的政策,也是其中重要因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重视不重视,对创作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一点也不夸张的说,从南面的苏锡常,到中部的南镇扬泰,再到北面的徐淮宿连,江苏各地涌现一大批人数众多、素质不差的地方诗歌群体,其中大都是70后80后的年轻人。他们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这一介质,通过自写博客、建立QQ群、博客圈子等,进行广泛交流,其诗歌写作能力显著增强,诗歌作品的艺术水准也有了惊人的提高,其中如镇江的纯子、宿迁的许仲等人,都是些诗龄不长、进步神速的年轻作者,业已引起诗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标示江苏诗歌版图的形成,也意味着江苏诗歌可持续发展的大批后备力量,已吹响了集结号。

最后,尤其值得江苏诗歌界庆幸的是,江苏省第七届作家代表大会换届后,作协党组、书记处,即首选“诗歌”作为研讨对象,邀请全国评论名家和重要的诗歌刊物和理论刊物的专家,召开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其意义不仅在于成功地对新世纪十年的江苏诗歌进行充分梳理,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预期:江苏在不断发扬光大“小说大省”的同时,也必将成为“诗歌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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