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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吹过……

 
 
 

日志

 
 

杨键:天生我就是一个自然的诗人  

2008-08-02 18:17: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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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键:天生我就是一个自然的诗人

lily 发表于 2008-5-3 17:52:00

杨键,2008年3月

1、《古桥头》是你的第二本诗集,诗集的出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出版一本诗集太难了,经济浪潮使得本来可以做事的纯粹场所,比如出版社,医院、学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切都顺从市场经济的制约,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第一要义。一本诗集之上压着一个巨大的经济发展的身影。全体皆实,而不能虚实并举,这就造成了只存在经济发展而没有虚无的事业,比如诗歌存在的可能。经济发展,首先受到威胁的就是诗歌,因为诗歌无法参与买卖,它依旧是我们精神活动中最为纯洁的一种。不过,我还是蛮欣赏这个时代的,一切回归到零,反而为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古桥头》是按年代顺序编定的,目的为展现自己诗歌的一个发展脉络,卷一——卷三同我的第一本诗集《暮晚》相似,卷四则为新作,近一百首左右。一百首左右在在民国的时候足够出一本诗集。今天则必须出厚厚的一本才好卖钱。对我来说,出版诗集不意味着什么。我曾经写的那些诗我都忘了,它们似乎并不出自我的笔下,而是来自自然的馈赠。

2、问过几个朋友对杨键诗歌第一印象是什么,“悲悯”和“天人合一”是他们提得最多的词语,你怎样回应他们的直观评价?
天人合一过去是国家制度,也是士大夫终生努力的方向。中国的古代建筑、绘画、诗歌都有天人合一的精神。惟有天人合一国家才能中正大雅,人才能全然地奉献,才能有悲悯,有公与诚,才能不失之于片面。

中国最好的诗人都是天人合一的诗人,陶渊明就是国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混乱以后来实践他个人天人合一思想的典范。我的诗只是希望接近这一大道。

天人合一是中国几千年安身立命的场所,是永恒之道,是永恒的校正,可以为万世开太平,所谓五千年一大变局指的即是天人合一受到的漠视与废弃。不过深刻的思想与智慧退出历史也是常有的事。

3、“古时候”“古代”,连诗集也叫《古桥头》,你是否经常怀念古代,认为今不如古,或者说,古代只是你心中泛指的一个概念?
我曾经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只汉罐,在公交车上,我把它抱在膝盖上,膝盖很快就变得冰凉了,冰凉也是一种温度,一种生命,再看它的内在生命只是通过几根线条就完成了自足的运转体系,生命的自足只寥寥几笔,这是它至今还活着的原因,这太了不起了,跟当时做它的匠人对自我生命的发现很有关系。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大多当时做,当时就死去了。

古代陶器、家具都有这种超然的自足精神,人就更不用讲了,世说新语里说王羲之飘飘然若神仙中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古人的脸上都有一种改变了气质的痕迹,有受过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痕迹,我们纵使受过教育,脸上也无此痕迹,同民国时候的人不能相比,同我们上面说的一个陶罐,一把旧木椅也不能相比,

数百年之后,这些陶罐与家具依旧是自足生命的享用者,自足的生命一旦被发现也就很难再丢失。

在古时候,道是第一位的,最受尊重的就是有道之人,穷不要紧,道最重要。现在我们以贫穷为耻辱,以物为第一,所有的上半生都在寻找一种可以让下半生安定的物质条件,这真的是天壤之别,是道业与事业的差别。

古时候,人的一生以向内寻找到一个自足的生命体系为大任,心灵是头等大事,心灵的贫瘠是一桩耻辱的事情,物质只是其次的,心灵却刻不容缓。

在那个时候,国家以廉耻,以因果维系人心不坠,上至皇帝的诏书,下至艺妓的歌词,乃至民间的祭词、挽联、匾额,城市与村镇的命名,人的命名,草药、植物的命名,包括法官的判决,甚至古代的离婚书都很有诗意,我后来还发现连民国时候厨师的字也比我们现在写得好,我进而断定,我们是普遍丧失文教、诗教包括礼教的一代。所谓的物质文明使我们走在地上不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的脸上不再有道之气象,诸如“创新”、“创造”的这样的词我们也敢于运用。上世纪百年,我们对自己的古时候丧失了信心,实际是对自己的文明丧失了信心,我们成了自己文化的流亡者。我信奉的当然是一个对自己的文明念念不忘的古代。中国人有好古的倾向,连孔子也是一个好古之人。

4、你曾经说,你二哥的去世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父亲的去世是第二个转折点,对于写作来说也同样如此吗?
我很幸运,在较早的时候,就得到死亡的教育。本质上,死亡,父母、兄弟,这些都是人间最基本的词语,在此时代,我们丧失的也是对这些词语的领悟,这些实际才是文明的根基。

5、为什么你很少写到爱情,是不是你认为爱情在人类的感情里并非那么重要,只是现代社会把爱情神话了,或者说人类的感情跟万物的情感比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
中国原本就不是以写爱情为主的国家,西方文学才大量涉及爱情,爱情这个词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中国讲恩爱,讲怜爱,不讲爱情,在古代,它占有人的时间很短,在现代,它却几乎占有人大半生的时光。

恩与怜,遵循的是自然之道,其中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理解与同情。爱情两字无端端,太突然了,尤其现在的爱情,家、几乎就是一个自私的场所,是一种相互的缠绕,过去的家却并非如此,女人牺牲奉献于家庭,男人牺牲奉献于国家,此为人生的幸福之源,夫妇有别指的大约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回头了,现在人都不知道牺牲为幸福之源,不肯牺牲也就不可能柔软,不能柔软也就不能感通于天地。现代的爱情大多使人生变得很坚硬,是一种很坚硬的自我。

而且,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是中国各个领域的事实。在古代,还有专门针对女性的教育,那种“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班昭的伟大作品《女诫》中我们可以看出,好妻子好母亲都是教育的结果,现在都是靠天收了。在此时代,女性有位置感,男性却很少有,这是一个男女位置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位置不对也就很难各司其职,各尽其性了。夫妇为五伦之首。此伦即乱,余四伦全受影响,家不成家,国岂能为国?

我不写爱情诗,是因为我对它还怀有警惕,是因为生命在爱情那里仍有空虚感,生命,不管男女,似乎唯有找到内在的自足体系才能安稳。

6、你的诗中经常出现乡土中国的细节,于坚也说,他的幸运是它能够与五千年的中国山水诗歌传统相联系,问题是,乡土中国和山水传统一旦失去,未来的诗人从哪里出发?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山水各不相同,变化丰富,怎么可能灭绝?这个月初我从屯溪回马鞍山就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山水诗怎么可能消失?中国的山水怎么可能不走出一代代的英难豪杰?皖南那一带的山水太美了,我过去去那里还没有这样的感慨,那里还是有牛,有粗矮、古老的桑树,有大量的农田,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山水,农民的脸上不是全球化的表情,还是那种闭关锁国的表情,这是从屯溪到绩溪的景象。车过宁国到宣城郊外就不是这样的景象了,水泥厂、工业园,一座房子边上的老牛,摇一下尾巴即有灰尘扬起,绩溪那边还是与山水同在的逍遥,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宁国与宣城那边就是在生产的过种中毁坏自然,又在消费的过程中污染自然了。庄老告退,山水方滋。

山水一直是中国文人的隐居之地,现在隐居的人很少了。历史上几个乱世,比如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元代、明末清初,都有很大的归隐流,山水诗与山水画因此格外灿烂。可以说,是乱世发现了山水,也可以说是一代代中国文人内心的桃花源发现了山水。

7、你在工厂工作过很多年,为什么没有写工厂的诗?
如果谈到陌生的话,没有什么比一座工厂更陌生的了,甚至我曾经工作过十几年的工厂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我说不清它存在的目的。人类有很多东西是并不需要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就是一种需要很少的生活,西方因为没有发现内在的自足精神体系,迫使中国也要过上外在需求很多的生活,中国是迫不得已才走到了今天。

我对电、对阀门、对班组长,工段长这些名称都相当陌生,对我们家窗户上出现的一根根钢筋组成的防盗栅栏也很陌生。常常是这样,我的身体守在一台机器旁,心却无法在这里扎根,虽然我的梦里经常会出现车间主任查岗的身影。工厂只是一个较差的谋生之所,同脚踩在农田里应该很不相同。工厂里的机器、润滑油、工装都没有天工开物里的农具亲切,通向工厂的道路也不如田埂柔软温和。我听说,曾经跟我上过大小夜班的一位工友,在前年一个上夜班的路上被汽车撞死了。我只记得他是一个戴眼镜的人,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在那种环境里,生命也是陌生的,生命存在的理由也退化为谋生。

我在工厂上过13年班,但我从未写过一首有关工厂的诗。工厂不可能成为故乡。工厂的出现导致无数的故乡、故土四散飘零,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了。我出生的年月正是工厂在中国大范围出现的时候,我生下来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故乡在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很不重要了,我过去上班的地方从前是大面积的农田,那些没有了田的人很多都成了拾破烂的人。现代诗同古代诗最大的差异就在这里,古代诗是有故乡的,现代诗却没有。现代人如果再对心灵的自足精神无所发现,真的就是无家可归了,我对自然很敏感,对工厂却很迟钝,天生我就是一个自然的诗人。

8、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杨键已经成为一位知名度不低的诗人,你会经常觉得使你成为诗人的那个力量很神秘吗?那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
有一年我家隔壁的陈大妈要死了,她让我去给她放一条红鲤鱼。早晨起大雾了,我去寻找那条我熟悉的可以放走红鲤鱼的大河,桥面上雾气沉沉,找不到那条河,红鲤鱼的颜色很好看。当雾散尽的时候,我发现我找到的这条大河已经脏了,不能把它放进去,这时红鲤鱼死去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隔壁的陈大妈也去世了。诗的源头也许就是这条红鲤鱼的颜色,它太好看了,太神奇了。

诗的源头也许并不神秘,神秘仅在于人心,还是那句老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人自幼时即接受诗歌的教育,实际是性灵的教育,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师法,崇尚自然的国家,性灵越彰显,山水也就越华滋。性灵与山水相得益彰。师法自然容易产生画家,跟随内心容易产生哲人,两者加起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一代代中国诗人就是这样达到了有无之间,智慧与情感之间的平衡。

9、你是不是第一次参与自己诗集的研讨会?你会把它想象成什么?文人之间的唱和?朋友的一次聚会?
我很感激《晶报》特别为我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也特别感激从远道赶来的诗人朋友以及评论家。我的诗一眼见底,并无什么研讨的价值,这是朋友们对我的厚爱。

 

杨键:我的诗不发生在城市,而在荒郊野外

lily 发表于 2008-5-3 17:57:00

   杨键,1967年生,1986年习诗,2003年出版诗集《暮晚》,2007出版诗集《古桥头》,曾获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宇龙诗歌奖等


   城市化是反自然的,就像工厂是反故乡的

  南方都市报:你得知获这个奖的时候是怎样的?
  杨键: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国内影响很大,主要还是因为她的公正性,中国其他的文学奖大部分都是官方的奖项,民间的很多奖说服力不够,得知获奖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有喜悦的。

  南方都市报:前不久你到深圳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有什么收获?
  杨键:收获主要是跟一些老朋友见面吧。比如说韩东,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二次见面;之前我也见过几次于坚,这次见到也很高兴。朱文已经12年没有见过面了,彼此之间的变化都很大。朋友们喜欢我的诗,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你和诗歌圈似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杨键:对,是这样,距离应该说是有的。因为我本身生活的环境就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也不是我不愿意跟朋友之间发生关系,与我志趣相投我当然愿意,我和柏桦之间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有很深的交往,他那时候在南京农业大学,我大概每个星期都去见他。

  南方都市报:在马鞍山,我感觉这个城市和我到过的其他城市一样,嘈杂,充满着城市的生活气息,我很奇怪,我在你的诗中发现不了这些东西。
  杨键:是这样的。虽然我在工厂干了13年,但是我对工厂还是相当陌生的,我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一个地方比工厂更陌生了,我对那些机器尤其陌生,我在机器边上呆了13年,但我的心,不在那个地方,我找不到土壤可以扎下根来,我呆了13年,这个根也没能扎下去。工厂这个地方是一个无根的地方。工厂里面没有我们中国人脑海里萦绕的故乡的概念。我想城市也是如此,城市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所在,虽然我可以看到楼,看到人,但人与人之间也是陌生的。在城市里生活,无论你在墙上也好,在人脸上也好,你都看不到土地的气息。我的诗根本就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荒郊野外,发生在郊区。我当然很难深入到一个非常原始、落后的乡村去,我只能在自己附近的地方进行一种自然的思维。这些年,如果说我在文学上有什么发展的话,主要还是对“自然”两个字的认识。

  南方都市报: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自然”?
  杨键:在中国的文学里面,在中国的政治里面,实际上“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自然”太重要了,不仅在儒家的领域里面,在道家、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人要达到一种自然,政治制度要达到一种自然,实际上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但是目前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反自然的,就像工厂是反故乡的一样。虽然我一生下来,城市化、工业化就已经开始了。我是1967年出生的,1958年我父亲从乡村到城市里面来参加“大跃进”。我这一代几乎整个都是这样,都是没有故乡的人,或者是不断失去故乡的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这些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像根一样的东西在不断丧失。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的境遇中,就是不断失去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系。不但是我们中国在发生,实际上是全球都在发生的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人类的悲剧。作为个体的人,再也回不到那种根的状态了。从古代的肖像画里面,你看古人脸上,你从他们的仪容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根”是非常壮大、壮硕的,他们的根基非常非常深厚,我们现在的根完全被斩断了,是没有根的人,从人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城市里的建筑也没有“根”。哪一幢楼有根呢?为什么没有根呢?全部都是水泥做的,好像风一刮就倒掉了。

  南方都市报:你并不太适应城市生活,是这样吗?
  杨键:我觉得在城市里生活很累,每个人都很疲倦,非常匆忙。乡村的生活是中国自古相传的,生活的来源从土地而来,从土地而来的生活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从科技来的,从机器里面来,从石油里面来,从矿石里面来,实际上是从破坏而来的,是因为破坏其他东西带来我们的生存。这种生存方式一定有报应,能够持续的时间,我想也不会很长。因为它以危害其他东西,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农业社会就不是这样了,它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活,它是从温暖的土地而来的,跟自然,跟四季之间发生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所以,人在自然环境之中,他的内心才能渐渐地成形,渐渐地变得敏锐,才能恢复到一个人心的样子。我们在城市生活是一种无心的状态,心在不断失去,不断地变得迟钝,不断地变得有欲望,有掠夺的欲望,有非常阴暗的东西出现,被天地自然之气所抛弃。天地自然之气对人是有养育作用的,像一个伟大的医生一样,人长久不在自然里面,肯定是要变样的。

  南方都市报:实际的情形是,乡村在城市化,你诗歌当中提到的“池塘”、“古桥”、“理发室”也都在消失。
  杨键:对的,现在乡村也在不断受到威胁。因为政府不知道乡村的价值,也不知道自然的价值;村里人也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价值。不过,你一路上看来,还是有保存得很好的,他们自己在保护自己,而不是一个县长、一个县令、一个制度去保护它们。这或许是自然自身的一种天命吧。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摧毁。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提到过一种“无根的写作”,“无根”对你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杨键:中国近一百年都在不断破坏我们祖宗创造的文明,当这些东西全部被摧毁的时候,向我们古老文明回归的时候就开始了,叶落归根的愿望在我身上越来越迫切。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一个人如此。中国的这种东西就像《易经》里面讲的,有一段时间自然要灰飞烟灭,但又会进入另外一种生的循环。历史也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文明也会消亡的,但文明也会卷土重来的。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样循环,遵循的也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不可能常常处在一种状态,它有春夏秋冬,有生老病死。所以中国文明遵循自然之道,朝代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内心里面也遵循这种状态。朝代也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每个朝代都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个跟随自然,跟随四时之美的人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提到你的诗中有一股“暮气”。
  杨键:我没有暮气,也没有青春,我只是一个跟随自然,跟随四时之美的人,人类现在选择这种城市化的生活,才会暮气沉沉,你看每个城市都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城市是这样的,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的。

  南方都市报:你是一个对季节敏感的人?
  杨键:是的,我的写作,因为季节的变化而出现困难。比如说我对季节的捕捉,因为日常生活有很多杂事,你刚刚进入那个状态,突然又有什么,季节它就不在了。比如说冬天,我是很喜欢的,在这个季节我刚好进入状态的时候,突然碰到什么事情一冲,冬天也就过去了。我是一个跟随四季的诗人,我对四季是相当敏感的。在春天和夏天基本上写不了什么东西。现在自然界遭到破坏的程度非常严重,像我们江南这里秋天也不是很明显了,等待一个秋天要等待很久,才会来临。往年秋风一吹,我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现在秋风要到很晚才会来临,这个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种情况对我的写作影响和破坏都很大。我觉得中国的古代诗人真的是很了不起,一直以来,中国的诗人都跟随四季的,中国的诗歌,季节感都非常明确,中国诗人像农民一样对季节都相当敏感,所以现在对自然的破坏就影响了诗歌的进程。

  南方都市报:你对乡土的这种眷恋会不会跟你的童年有关系?你曾提到,在你6岁时的矿区是多么美,那段时间是不是对你的影响很大?
  杨键:应该是这样的,小时候满山遍野的映山红让我难忘。那时对矿的开发还不是很厉害,现在应该是一塌糊涂了。我们小时候,大家也不怕穷,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不觉得穷是一种耻辱,哪怕再卑微,还是非常快乐的。现代人不一样了,好像天天都要吃喝一番,才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才是衡量快乐的标准。现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是否快乐的一个标准,跟过去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用物质来衡量一切,用是否有钱、是否有轿车来衡量,而不是以“道”来衡量了。所以,以前有“道”的人在乡村中就是头号人物,现在百万富翁才是成功。现在一切以“物”来衡量,而不是以“道”来衡量,这个变化太大了。这是一个向“利”的时代,而不是向“义”、向“道”的时代。

  南方都市报:有人认为你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诗人。
  杨键: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欲望要保持在适当的状态里,我们现在的欲望都有点过了。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你所有的欲望都灭绝掉。“欲望”这个词还是很复杂的,人要把它维持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下,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过”了的时代,在欲望方面过头了。中国过去是一个非常懂得节制的国家,既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又不要模糊自己的性灵,这就最好。这是一个最不“存天理”的时代,要有一种神圣性,凌驾于时空之上的一种神圣性,一个国家一个人,都要有它的神圣性。除了一种日常性,必须要有一种神圣性。这个时代就丧失了这种神圣性,对人没有敬畏,对草木没有敬畏,这是一个天理不存的时代。天理是我们世俗生活之外的另一种声音,但是现在丧失了,我们生活得特别张狂,越来越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忐忑不安,没有战战兢兢。

  南方都市报:你对现实很悲观?
  杨键:我不悲观,我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经过百年的动荡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回归到零了,正好是一个真正的起点。这些东西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它。中国这种回归到零的起点,不仅是中国文明罕有的,也是世界文明罕有的,这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在最近一百年中遇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两大文明在中国交错,种种战乱在中国发生,它会提醒我们这几代人甚至后来人。经历百年巨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完全消失了,退出国家的舞台,或是被边缘化,彻底变作无用之人,像我这个人,也许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如明末清初的遗民或者元代的遗民、宋代的遗民,但他们最后的选择还能隐居山水,隐居在今天已经没有条件了,首先是土地的问题,土地不是你的,土地无法进行买卖。这样我们有根也无处扎了。我就是一个有根而无处扎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实际上有一个“有所为”的梦想?
  杨键:是的,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有着强烈追求的人。

  南方都市报:但在外界看来,你更多的是“归隐”的、在相对偏僻的城市安静地写作的形象。这能不能说是对你某种程度上的误解?
  杨键:可以说是一个误解。我并非一个躲在山里的人,我刚才说了,我有根,但无处扎根。我跟中国所有的人一样,都处在一个飘零的状态中,有家难回的状态。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知道杨键信佛、吃素,会猜想你是一个比较宽厚、圆润的人,但是,实际上你也是锋利的,是吗?
  杨键:实际上我的观念是非常古老的,从你现在这种比较现代的观念来看我,你们可能比较适应城市化,适应进化论,我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思维,也许我还是一个拥护君主制的“老臣”。

  南方都市报:你更乐于保持这种“陈旧”?
  杨键:是这样,这是一个强调进化论、强调进步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一种“维新”,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糟粕。这是普遍的二十世纪的观念。不管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是把陈旧的东西全部抹掉。我们中国更是如此,对陈旧的东西全然抛弃,政治制度也好,文学也好,包括对于农业的信仰,抛弃在所有的领域里发生。这是一个一切维新的时代,不经过任何考虑就把旧东西抛弃了。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重心失载”的状态。

   中国文明是完美、完整、不偏不倚、中正大雅的

  南方都市报:你有过大量阅读西书的时期,现在对传统有更大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杨键:我认为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过程,我的转变是由于我二哥的去世,他的去世带来了我信仰上的转变,我过去不是一个佛教徒,我二哥的去世,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我从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死亡对人的改变比什么都自然,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自然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我自己对死亡比较敏锐,像“死亡”、“生命”、“亲人”这样的字眼,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东西,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就是对于这些基本事物的领悟,我实际上也是处于对这些东西不断地领悟当中。

  南方都市报:“死亡”和你的转变,是一种什么关系?
  杨键:我说一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一个僧人,小时候是个放牛娃,在一个像现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桃花开了,在放牛过程中,他看到风一吹,桃花就纷纷散落。这时候他八九岁吧,他在这时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桃花在开放的瞬间就飘零了。他这时候内心就有所“悟”,很快他就出家了。他出家的时候非常早,不像我,看到家兄的死亡,然后才对生命的无常有所悟。他的内心是天人合一的,他八九岁就天人合一了。外在于一棵桃花树的这种坠落和飘零,跟他的内心也是有关联的,他因此而决定要出家了,他要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为何就这么容易流逝呢?所以,我想这种转变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种决定也是自然的,他要解决的也是一个自然问题,死亡是自然的,而不是非自然的。所以,这个东西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从一个放牛娃转眼之间就变成一个僧人,这种转变就由于桃花的凋零。

  南方都市报:中西文化在你身上会否有矛盾和冲突?在这里面,会有挣扎吗?
  杨键:有,有挣扎,有矛盾,有对立,而且这种矛盾和对立仍然在持续,还要再持续。就我目前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文明是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的。中国文明是非常完美、完整、不偏不倚、中正大雅的文明,是非常慈悲的文明,这种慈悲是普及万物的。我现在对西方还在持续地学习过程中,也没有说我完全终止对它的兴趣,但是兴趣不大了。应该说从我最开始写诗———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西方的诗歌,但是现在很少看了,基本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我还是喜欢中国,越来越迫切地想回到母体。我觉得二十世纪是一个丧失母体的时代,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往回走的阶段了,这是几代人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协调,我想还会持续下去。你看中国的佛教,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的时候中国才真正地把它吸收。现在东西方文明也一样,也要经历比较长的阶段才能得到融合。

  南方都市报:这种挣扎,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杨键:影响倒是谈不上。现在对我的影响,基本上都没有了,降得很低。

  南方都市报:我注意到颜峻对你有一个评论,他认为你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缝补被现代化撕裂的心”。是这样吗?
  杨键:对,这句话说得也不错,我试图在这样做。只是心是无法被“撕裂”的。

  南方都市报:除了西学和传统的矛盾,在你身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你先信佛,然后再研究儒家,我们知道“佛”是出世的,而“儒”是入世的,这有冲突吗?
  杨键:不冲突。这个东西在苏东坡身上,在王维身上都不冲突的,他们有入世的一面也有出世的一面。可以确保一个人达到自由的境界,这才是真自由。西方讲的自由是伪自由,中国讲的出世和入世这才是真自由。入世也可以自由,出世也可以自由,两者皆可自由。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会把你的诗和海子相比,说你的诗是“后海子诗”,你认同吗?
  杨键:我跟海子的诗应该说是完全不同的。他实际上是东西方交叉在一起,非常挣扎。他可能是初期东西方诗歌交往中成为牺牲品的诗人。

  南方都市报:目前对于很多诗人而言,中国性越来越少,应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杨键:是这样的。中国性应该是从1949年以后就很少了,民国时候身份还是非常强烈的。当年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为了提醒身份的重要,中国人的身份是第一位的,现在完全不同了,身份已经完全被抹掉了,被淹没掉了。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的身份问题。然后是文化的背景。中国这种固有的文化背景是最最重要的,中国固有的这种文化要是消失的话,原有意义上的汉人就泯灭掉了,消亡了。我们的血液可能还是汉人的血,我们说的话可能还是汉人的话,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汉民族的精神之魂,可能已经被完全置换掉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首当其冲的,这是一个源头性的问题,诗人应当从这里面走出来。

   我对底层的同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的两本诗集中,是否有你的个人观念或者对诗歌观念的转变?
  杨键:转变应该说是没有的,实际上我的风格在1995年就形成了,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现在应该是更加单纯了,更加简洁,就是说更加接近于白描,更能够进入一种水落石出的状态,是曲线的,而不是直线。这是我目前的写作。我觉得我现在对语言要比过去更加敏感,修辞更少了,不再是那种很吃力地写一个东西了,比较轻松就可以到达。

  南方都市报:人们说你的诗歌都会谈到“底层身份”和“民间写作”,你认同这样的概括吗?
  杨键:我对底层的同情,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不是因为他们贫穷,我就同情他们,如果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好像就是因为贫穷,我们才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才要改变自己的方向。我刚才讲了,这是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向“道”的方向,而在一个向“物”的方向,所以我们才害怕贫穷。

  南方都市报:你目前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杨键:稿费,我开了一个专栏,每个月会写两三篇书评,已经够我生活了。

  南方都市报:工厂的下岗补助是什么时候停的?
  杨键:前年就彻底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在马鞍山,你会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闲人?
  杨键:闲人?那多幸福。中国人对幸福的定义,很多都经过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阶段,你从“闲”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字既有被控制在某个地方,又有那种自由生长的意思。

  南方都市报:你会告诉你母亲你在写诗吗?
  杨键:她知道,但她不知道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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