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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庞德与中国诗歌的自我救赎  

2008-10-02 22:28: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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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塔:庞德与中国诗歌的自我救赎 - 清荷铃子 - 清荷铃子的收藏博

  埃拉兹·庞德(EzraPound,1885-1972),是本世纪西方诗坛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诗人。他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其主要作品有《面具》、《反击》、《献祭》、《休·西尔文·毛伯莱》和《诗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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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德的《诗章》结构宏伟奇特,内容丰富庞杂,在现代诗歌史上蔚为奇观。《比萨诗章》是《诗章》中可独立成篇的精华部分,是庞德在比萨监狱的苦心之作。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联合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举行了“中国首届埃兹拉·庞德学术研讨会”。资深诗歌翻译家屠岸、江枫和许渊冲先生做了主题发言,翻译及研究庞德诗歌的专家赵毅衡和钱兆明等也带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庞德研究专家到会贡献了他们对庞德不同维度的解读;著名诗人王家新和西川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讨论;组织者印刷了厚厚的论文集,不仅收了专门为本次研讨会撰写的论文,还选收了专家们以前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另外附录有《最近十年国内期刊庞德研究学术论文目录》。这阵容、这阵势使中国的庞德研究得到了集体亮相,并且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的谱系中美国诗人庞德占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他之所以占据这个位置的原由显得更加独特,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桥梁,这对当代中国诗人如我者,具有莫大的启示、激励意义。当然,他首先让我辈感到惭愧,我们学习自己的传统文化居然要从一个洋人那儿寻找勇气和门径。

   无论我们讨论的是庞德的诗歌还是诗歌翻译、思想感情还是美学策略,都离不开中国文化。早年庞德致力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事业筚路蓝缕的创建,厌烦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沉闷、冗长、拘谨和过于圆熟。郑敏先生评述说:“这位博学、多产的理论家及诗人对20世纪的英美诗歌的革新运动起了爆破手的作用。”在“问候庞德”诗朗诵会上,钱兆明先生给我们放了一段他从美国带来的录音,那是庞德在读他自己的诗,庞德的声音具有穿透性。

   庞德是现代诗改革的鼻祖

   庞德进行西方诗歌革新运动的主要资源是中国古代诗歌。后者给他输送了全新的观念和技巧,如他特别强调的诗歌的凝炼、简洁和及物性等美学特征,都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他倡导的意象主义诗歌,可谓借鉴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核心,即以象立言,以象传意。艾略特曾毫不夸张地说,庞德在西方再造了中国诗歌。当然,庞德研读并翻译中国诗歌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给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提供变数和别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在西方文学界介绍中国诗歌,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充其量只是个汉学家,而且是一个不太严谨而纯粹的汉学家,因为他的研究和翻译带入了太多自己的想法和技法,中国诗歌文本经过他的翻译,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流的诗人,但不是一流的诗歌翻译家,因为他粗暴地用创作原则割裂并僭越了翻译原则,把翻译当作创作,甚至当作了创作的奴仆和工具。不管有多少人在为他的误读和误译辩护,总之,那不妨说是为创作提供了一种生长的可能,却为翻译开了一个坏头。

   如果说前期的庞德主要把中国诗歌作为他诗歌革新的语言资源,那么后期的庞德则把中国文化作为他思想革新的资源。他把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乌托邦化,不仅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照,更是作为物质现实的否定。中国文化构成了他思考的对象和追求的境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也不是他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为他的文化乌托邦服务的一个角色。当然,在客观意义上,由于庞德在西方知识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经由他的桥梁作用乃至改头换面,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传播,甚至受到了重视,尤其是诗歌,在五四那一代中国诗人奋力反抗厌弃文化父亲(传统诗歌),拿取叔父的基因(西方诗歌,尤其是西方现代诗歌的养分)时,庞德正致力于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营养;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等所借鉴的,恰恰是庞德从中国传统诗歌中所学习并改造了的。中国的诗歌精神通过庞德远游美国,又通过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回到了中国。当然,其无论是在庞德那儿,还是在胡适那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庞德对中国诗人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诗人对庞德的兴趣可能比学者还大,读得更痴迷,学得更积极。这次庞德诗歌研讨会,我们不仅邀请著名诗人王家新和西川参加,还邀请了肖开愚、车前子、潇潇、汪剑钊、蓝蓝、沉沙等诗人参加了诗朗诵会。在主持朗诵会的过程中,我想到,庞德之于今天中国的诗歌写作者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再像胡适那一辈靠模仿西方来拯救中国诗歌了,我们要进行的是自我救赎。

   中国诗人要感谢庞德的,是他告诉我们可以对古典诗歌进行现代化,或者说,现代诗歌可以从古典诗歌出发。如果说古典诗歌是一湖鱼,那么庞德给我们的不是一条条鱼,而是捕鱼的方法,更是把这些鱼做成美味佳肴的诀窍。也许,现在已经有不少中国诗人意识到了传统诗歌作为写作资源的价值,在80年代,我们局限于读习庞德的文本,今天,我们要把视角延伸到其文本的背景和语境。让我感到汗颜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利用程度还远远不如庞德,效果更不理想。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也许,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缺乏乌托邦的冲动,尤其是文化乌托邦的胸怀。在史诗般的巨著《诗章》里,老庞德充分展示了这种冲动和胸怀,各种各样的语言、物象和思想杂居在同一个文本里,出场的机会有多有少,但相互间的关系是平等、和谐的。庞德的兴趣和抱负简直无所不包,他那几乎是无边的文化视野,在20世纪西方现代诗人中,无出其右。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前不久举行的“李轻松诗歌创作研讨会”上,我曾呼吁这位著名的青年女诗人以及在场的所有诗人,应该在更加恢宏多样的文化语境里思考写作,对自我进行他者化实验,而不是只满足于描摹自己的感受和想像。

   庞德深入典籍中寻找创造力

   一个人的创造力也许是天生的,但如何保持并发展自己的创造意识,我们可以努力自为。在《诗章》里,无论是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孔夫子的片言只语,还是货币经济的原理,都占有自己最恰当的位置,都得到了异质化处理,从措辞到造句到意象配置,在显示庞德的创造意志,他的笔确实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现在比我更年轻一代两代的诗人,能背诵一首首的唐诗宋词;但是,我更希望他们能把这些古典进行创造性转化,所挪用的任何一个古语或典故都有一张陌生化的面孔。

   我最佩服并珍视庞德的还有两点,一是对工商社会的蔑视、对拜金主义的唾弃。在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诗人们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压力,有时不得不向世俗力量妥协;但庞德对文化理想的坚持,应该能给我们一定的动力,去平衡乃至暂时忘却俗世的烦恼。当然,在中国,诗歌所面对的压力肯定不仅仅来自经济层面,那么,后期庞德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信更值得中国诗人感同身受、肃然起敬。

   庞德的另一种美德是可操作、可模仿的,那就是百折不挠的认真钻研精神,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曾刻苦学习汉语,而且主要靠自学,终于到能够翻译《四书》的地步。虽然到最后庞德也未必多么精通汉语,但他对原典的热爱和学习的毅力,是中国诗人所普遍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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